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行政系　葉建源

　　大學畢業之前要測試英文之議，已經提上議事日程，部分院校已經主動應試，另一些院校則不表贊同，而各學生組織則傾向於抵制。結果如何，尚未可知。

　　從政策角度而言，我們要問幾個問題：第一，這個政策何為而來（目標）；第二，這個做法能否達到預期目標（手段／方法的恰切性）；第三，還有沒有其他可能性達到同樣的目標（政策選擇）；第四，這個做法是否會帶來其他不利的後果（副作用）。

　　總的來說，政府期望大學畢業生的英語達到一定水平，大抵不會有異議。值得探討的是方法。離校英文試的構思有點像最早期提出的「教師語文基準試」，其基本思路是企圖以一次性的「質素控制」（quality control）手段解決問題，以一個考試判別學生合格與否。

　　「質素控制」當然是一種辦法，我不會一概地反對。現實之中，香港素來是以「質素控制」的方法確保大學畢業生的整體質素。分別在於，過去我們信賴兩個公開考試，視之為權威的質素控制工具；現在政府要在公開試之上另找辦法，是否意味著公開試的角色已經改變，或無復昔日的權威呢？分別亦在於，過去有關語文水平以至其他的基本素質問題，社會的期望是在中小學階段解決的，大學應該專注於修習的學科；如今的動向，似乎是要求大學階段打基礎，大學教育的意義當然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。

　　不信任由專門機構舉辦經年的公開試，另外辦一個測試，我們有理由問幾個問題：

　　 怎能確保新的測試比現有的公開試更能顯示大學生的英語水平？更有公信力？更能得到政府和公眾的信賴？而營運成本又在政府和考生都可以承擔的範圍之內？（要知道，既講究「信度」（reliability）又講究「效度」（validity）的語文考試可以是相當昂貴的。）

　　更應問的是，是否必須增設一試？為何不信賴業已存在的兩個公開試？何不改進兩個公開試，或作出修訂（例如提高合格要求）以符合政策目標，而要另設新考試？倘能利用已有機制又能夠達滿足政策要求，肯定是擾民最少、成本最低的措施。捨此而他就，除非當局能夠證明已有機制無法肩負起新的政策任務。

　　至於把大學視為英語培訓基地，成本似乎太高昂了，而且成效有限，甚至可能影響大學生的全面發展。比較合理的做法，是把質素控制機制依舊放在入學的高考，把培訓良好英語的基本責任，交給中小學，並給以有力的支持，豈非更好？關於這一點，教育界早有很多人提過精闢的觀點。

　　由此我們可以推導出一系列政策選擇：

　　首先，長遠而言，英語之類的基礎能力培養，應該明確出一個重心，到底應在中小學還是在大學？倘若在中小學，則主要的質素控制機制應放在中小學階段，同時給以更有力的支持。

　　其次，倘若認定兩個公開試已失去顯示學生英語能力的權威地位，便須考慮改革兩個公開試，恢復其權威地位；又或者坦然放棄公開試的權威地位，另設一個比之更有權威的考試。

　　再次，如果當局提出設離校試之議是針對目前的大學英語水平下滑危機的，那也應該考慮其影響的面有多大，程度有多深。一個極端，是影響所有人，劃一在最後一年考一個關乎能否畢業的高風險（high stake）考試。另一個極端，還有很多個可能性，例如（一）給予豁免——豁免在高考英語科已考得一定水準的學生，只要求考得邊緣級別的學生應考，減少受影響人數；（二）自由應考——任何大學生都可以應考，其作用是提高本身在勞動巿場的競爭條件和議價能力，而不是一種懲罰措施；（三）彈性安排——可以在任何一年應考，甚至像嶺南一樣，畢業後也可以補考（代價是付出時間及考試費成本）；（四）減低風險——該試通過與否，不影響其本科的畢業資格，但通過該試肯定會有好處。

　　以上羅列的，是理性決策模式中的一些可能的選擇。前車可鑑，如今回顧，教師語文基準試走過的曲曲折折的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，其所以引起掀然大波，不僅是公關問題、政治問題，更根本的，我以為是最初思慮未周，沒有充分考慮各種可能性以及方案的適切性。這是第一因，其他都是次要原因。

　　當然，純粹理性的政策決定是極其罕有的。現實之中，決策往往受到非理性的因素（如政治因素）影響，但那已超越了本文的討論範圍。